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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【5月4日至6日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、观察者网举办了国内首届“思想者论坛”，来自国内外30多位思想者，围绕“大转折：裂变与重构”进行跨学科的探讨与交流。本文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闫夏卿在“科技议题：新时代的来临？ ”部分所作发言。演讲者从AI在公安办案中的使用谈起，认为技术发展是决定社会演进的关键要素。其坚信，AI的发展，对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，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。

  我在企业里供职，也算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数据网络研发、生产制造的人员。本质上，我属于工业党，所以可能更多是从实践角度去理解，而不是从理论角度分析。

  我的演讲题目叫《AI技术与社会生态》。实际上，我想探讨的不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靠不靠谱、它的发展路径是如何的，我更想结合整个政治、经济结构和社会运行模式，谈谈AI有哪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。

  因为我从事智能安防业的工作，所以我先从中国公安讲起——这是我的企业直接面对的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客户。我所看到的中国公安行业在过去15年经历过剧烈的变化。

  从中国警察办案的核心演进看起，大约在15年前，我们的公安刑警办理案件，做事模式跟上百年前本质上没什么区别，主要以现场勘察细节为主，相关的技术也有很多。

  10年前左右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就是警察办案的逻辑重心已从勘察现场转向了调取录像。办理任何案件，第一逻辑是调取现场监控录像。这变化，就是IT技术在实际生产的全部过程中起到转化作用。

  5年前，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。国内的公安系统大概用了4、5年时间，基本实现了每个省所有地级市公安的所有监控系统的联网。比如说，在江苏省任一城市，可以对全省范围内的所有摄像头（有几十万部）拍下的图像进行远程调用。那时候还很原始，实际面对录像的主要还是警察。在这时间点上，早期的AI开始引入，录像可以自动比对，起到加速作用。

  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，公安内部组织形式没任何变化，但到了第三阶段——大概在五年前，我国公安系统内部出现了图侦大队——公安局内一个专门做图像侦查的子部门。武汉市图侦大队有300人，是整个武汉市公安局最大的部门。

  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，中国案件的破获率及警队整体工作的效率有了几何级的提升。

  今天主要提三部分内容，第一个叫“数据碰撞”。上海、江苏、广东、山东、北京等城市已有人工智能的使用。比如说，在上海内环、中环、外环开车，隔一段时间，你会看到一排架在路上的摄像机，这么多东西其实不是拍你违章的，而是数据提取器——它的作用就是在全路境范围内，记下所有车辆的过车轨迹。3年前，大部分核心城市、一线城市已全方面覆盖。所以现在我自己开车都非常小心，基本上你不太可能有什么空子可以钻。

  另一层面就是，现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了，公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“轨迹碰撞”。比如说，我基于车牌信息或其他关于车的零碎信息，做海量的数据碰撞。碰撞的结果可能是什么？人工智能课程里已有非常清晰的回答。

  第二个就是“辅助决策”。现在很多公安的客户做辅助决策的推送，他们会基于数据系统的计算、分析，给公安部门推送很多报表、二次结论等，由公安部门做最终判断。这时候，我们的公安干警早就不再直接面对图像了，他们看到的是数据的分析结果。

  另一个是“智能布控”。现在很多前端设备已能够准确的通过我的一些具体特征——比如说车牌信息、人脸信息——进行实时分析。现在有一个合成指挥中心。

  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，15年时间，前后变化是非常大的。换而言之，从开始到现在，在做同一件事上，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同时它的组织形式是随着发展变化的。

  总结一点，技术改变会使生产方式发生改变。我认为，科学是第一生产力，是普世价值。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过程，无论是哪个国家、哪个朝代、哪个区域、哪种文化，生产方式的大改变，都是在重大的科学突破和技术突破的推动下实现的。生产方式的大改变，又会改变组织模型，这组织模型可以对应到宏观上，就是我们所研究的政治、经济结构和社会运行的模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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